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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城:輝煌與悲愴

更新時間:2018-03-19 12:17:46 來源:qugla.com 編輯:金克劍 已被瀏覽 查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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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城:輝煌與悲愴】
一、 雪野中的古道荒城
  明代隆慶年間(1571),岳州府有個叫孫斯億的學(xué)者編修《岳州府志》,曾親臨永定衛(wèi)作實地考察。
  那是一個雪花飄飛的冬日,當(dāng)他騎著馬自衛(wèi)城逆澧上行十五六里時,突然讓他目瞪口呆:就在前方的那個叫大庸坪的水綠洲上,靜臥著一座美麗、古老的城池!
  這座城池,建在澧水大庸溪(又名“大庸口”)相匯的三角洲上。環(huán)繞三角洲的河岸,是一色的吊腳樓。吊腳樓之間的斷裂處,是連貫街道的河碼頭,碼頭邊泊著一只只落了帆的商船。城內(nèi)有兩條可并行四匹戰(zhàn)馬的大街。相交成“大十字”,然后若干街巷縱橫交織,商鋪、衙署、客棧、文廟、民居、青樓等比戶連云,城中心的關(guān)廟巍峨聳立。(按:1934年,賀龍、任弼時等紅軍將領(lǐng)曾在這里召開批判夏曦左傾路線的“關(guān)廟會議。”雖說隨著州、縣、衛(wèi)機(jī)關(guān)的撤遷和戰(zhàn)火的洗劫,致使此處成了一座“古道荒城”,但昔日的繁華仍從殘留的豪門大院和衙署、寺廟、學(xué)宮諸建筑物的精美雕刻、文化遺存散淡地表現(xiàn)出來。
  而讓孫先生更為激動的是:這座城池與正前方一水之隔的天國崇山遙遙相對,而且,還正對著天門山那扇巨大的“天門”!
  一個困擾史界千百年的疑案終于在一剎那間得到破解!激情難抑的孫先生,當(dāng)即吟了道《永定道中》詩,前半首是:
  楚塞誰將漢吏屯,(何故要在西楚邊塞設(shè)立屯堡城池?)
  千年城廓倚天門。(這千年古城正好面對壯觀的天門)
  云邊箘   歡兜冢(歡兜墓就沉眠在對山的白云和美竹叢里)
  雪里杉松犵狫村。(土蠻村寨掩映在白雪覆蓋的松杉林中)
  這座古城不正是他苦苦尋覓的西漢古充城么?詩人準(zhǔn)確地記錄了古城的方位:倚天門,近崇山。一條錯復(fù)雜的歷史脈絡(luò)終于變得清晰起來。
  前661年(或稍遲一些),庸人在此建大庸國都城,是為“大庸”之名的源頭。
  漢高祖五年(前202)罷黔中郡,分置武陵郡,并以大庸故城與崇山一水之隔而置充縣。漢代許慎《說文解字》云:充與崇,俱謂“高也”?!犊滴踝值洹芬嘣疲撼纾殖湟?。引《儀禮。 鄉(xiāng)飲灑》云:主人再拜崇酒,崇酒即充酒也。故充縣即因崇山而得名,其縣治又因縣名而謂之充。其時,充縣地域十分廣闊,疆域達(dá)于今永定、沅陵、慈利、右門、永順、桑植、龍山、鶴峰、來鳳等地。
  三國吳景帝永安六年(263),因天門再次崩塌分武陵郡置天門郡,領(lǐng)零陽、溇中、充縣,大庸古城既為郡治,又繼為充縣縣治。晉太康四年(283),天門郡治遷石門山縣,充縣改名    澧縣,治仍襲舊址。北魏酈道元《水經(jīng)注》載:“澧水出充縣西歷山,又東過其(充縣)南。”又云:“充縣(晉時)   省,   澧即其他,縣(治)即充縣之故治。”
  北周建德四年(575),    溇中、   澧二縣,又將天門祀為“南岳”,因置北衡  ,同時因崇山再置義縣(與“充”相區(qū)別),其   治、縣治均在充城。
  隋文帝天皇十八年(598)改北衡   為崇   ,更零陽為慈利縣,與崇義縣同隸屬于崇   。其  治、崇義縣治亦設(shè)充城。
  從隋文帝大業(yè)二年(606)  崇  ,至唐高宗   德元年(664)   崇義, 其崇義縣名及縣治一直沿襲不變。
  明洪武二年(1369)降慈利  為縣,又因“大庸”古名置大庸縣,縣治仍設(shè)充城,旋  ,改慈利縣,縣治設(shè)十三都之大庸溪(即古充城)。上述大庸、充縣、  澧、崇義。崇  治所及慈利 十三都 之大庸溪、大庸口原來都 在同一地方——若非孫斯億先生的親歷,這個公案還不知要扯到哪一年哪一代云!
  洪武三年(1370),羊山衛(wèi)整體遷大庸,改名大庸衛(wèi),衛(wèi)治即設(shè)大庸溪古城。翌年,重建大庸衛(wèi)城于子午臺山下(今市區(qū)),衛(wèi)城下遷。
  洪武九年(1376),慈利縣治自大庸溪古充城遷回慈利。隨著古育城史上最后一個縣級政治、軍事。經(jīng)濟(jì)、文化中心的轉(zhuǎn)移,輝煌了1578年的古充城終于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二、 充城之戰(zhàn)
  由于它的輝煌,才招來這么多的災(zāi)難。秦漢戰(zhàn)亂之際,一支相姓土家人避居澧水上游的河壩平地,與世無爭,得以聚養(yǎng)生息。并且,“漸有君長,名渠帥曰精夫”。出生于漢元始初年(約公元2~5年)充縣車革(今桑植縣廖家村)土家族人相單程,以其超人的武功和崇高的威望被推舉為一方的渠帥。在他的領(lǐng)導(dǎo)下,經(jīng)過自強(qiáng)不息地墾殖,這支部族逐漸強(qiáng)盛起來?!逗鬂h書·南蠻傳》載:“光武中興,武陵蠻特盛。”
  時值東漢之初,劉秀打倒王莽后,為鞏固風(fēng)雨飄搖的皇權(quán),推行“封侯”、“屯田”政策,一時皇親國戚、文巨武將不惜憑借各自的軍隊爭奪民田,兼并土地,引起民怨沸騰。
  建武二十三年(47)秋,已成為土蠻“渠帥”的相單程振臂一呼,打出了“抗征服、反軍屯”的旗號,公開向朝廷宣戰(zhàn),“武陵諸蠻”群起呼應(yīng)。八千義軍兵分兩路,一路息澧水而下抵達(dá)充城,一路自桑植抄小溪、橋頭、教字埡、官坪進(jìn)逼充城,形成合圍之勢。城內(nèi)駐軍憑借“固若金湯的”石頭城墻展開殊死保衛(wèi)戰(zhàn)。被“土地”二字灼紅了眼的義軍個個都是不怕死的血性男兒,他們?nèi)找构ゴ?,拼命登城,在城頭與官兵對殺;而那些來自江浙一帶的官兵連年東征西討,一個個都習(xí)慣了蠻兵的特點,故使戰(zhàn)斗久持不下。城內(nèi)漢土混雜,共同的利益讓他們與官軍形成合力,全城皆兵。相單程經(jīng)觀察,暗派一支弓弩手隱入城后麻空山,用石彈、弩箭、火球?qū)κ爻枪俦o予大面積殺傷,義軍一舉攻破北門,充城告破,史稱“充縣起義”。
  相單程功下充城,立即向澧水下游和沅水流域推進(jìn),攻城略地,勢如破竹。當(dāng)年12月,光武帝遣威武將軍劉尚發(fā)南郡(湖北江陵)、長沙、武陵三郡一萬余人溯沅水而上直入武溪征討,相單程料劉尚“水疾船不得上”、“又不明路徑”的敗勢,設(shè)伏全殲劉軍,一時朝野震動。翌立7月,相單程再次發(fā)兵進(jìn)攻臨沅(今常德市),聲勢浩大,銳不可當(dāng)。光武帝急派謁者李嵩和中山太守馬成率兵萬余解危,李、馬二軍一敗涂地,馬成部幾乎全軍覆沒。相軍連挫官軍,土氣大振,四方蠻兵紛紛前來助戰(zhàn)。光武帝一籌莫展,滿朝文武,竟無一人出來接旨請戰(zhàn)。此時,62歲的伏波將軍馬援經(jīng)“男兒要當(dāng)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的沖天大志,成了劉秀的馬前卒。受馬援調(diào)遣的還有山都侯、捕虜將軍、中郎將劉匡、耿舒、馬武、孫永等十二郡募士及刑徒4萬余人,殺奔而來。但在討論戰(zhàn)略路線時,馬援與耿舒二方發(fā)生分岐,馬援堅持從沅水直取沅陵,“充賊自破”;耿舒則堅持“當(dāng)先擊充”,直搗相軍老巢充城,以動搖其后方。最后光武帝采納馬援意見,但因“水疾,船不得上”,馬援被困于壺頭山。時值瘟疫流行,馬軍死亡大半,馬援本人亦染瘟而死,終于應(yīng)了“馬革裹尸”的誓愿。
  馬援死前,嘆其《武溪深行》詩:
  滔滔武溪一何深,
  鳥飛不渡,
  獸不敢臨,
  嗟哉!武溪多毒淫!
  不過,相單程義軍也未逃過瘟疫和饑餓的毀滅性打擊,“援既死,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饑?yán)А?rdquo;(《資治通鑒》)為保土家一脈人種,相單程只好采納謁者宗均的建議,罷兵受降,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其大帥而降。(引文同上)《后漢書·南蠻傳》則記:馬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為置吏司,群蠻遂平。是說相單程因降而受封,并未被殺。
  轟轟烈烈的充縣起義雖因瘟疫以兩敗俱傷告終,但此后澧水群蠻的反叛暴動此起彼伏,方興未艾。充城之戰(zhàn)是沅、澧、溇流域少數(shù)民族土地之戰(zhàn)的序曲。而論其規(guī)模、時間、意義、是中國古代史中僅次于陳勝、吳廣大澤鄉(xiāng)起義的又一大規(guī)模農(nóng)民起義。
  據(jù)司馬光《資治通鑒》載,梁代順帝永和二年春。澧中蠻、溇中蠻因不滿朝廷“猥增貢賦”憤然揭竿而起,“武陵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充城再次被推毀于戰(zhàn)火。
  中國先哲們的一些話是不可忘記的:“四海之內(nèi),六合之間,曰奚貴?曰貴土。”
   “得地則生,失地則死。”
   “飯”字拆解:無“食”則反”。
  縱覽歷史,凡為土地而戰(zhàn),為土地而流血捐軀者,無不頌之為真勇士,尊之為大英雄。
  寸土必爭。往往為了一寸土地不惜以死抗?fàn)?,因為每一寸土地都象征著國家的主?quán)、民族的尊嚴(yán)和人民的最高利益。
  喪失土地的農(nóng)民最后的行動只是一個字:“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切記:土地,是國順民安的根基。
  
   壺頭山之戰(zhàn):千古公案怎了斷
   關(guān)于馬援征戰(zhàn)壺頭山,史家頗多爭議。一說壺頭在今沅陵境內(nèi),另一說壺頭即天門山。
  南北朝時,梁人劉昭在注《后漢書·郡國志》中寫道:“馬援軍度處,有嵩梁山,山有石開處數(shù)十丈其上,名曰天門。”明代嘉靖《常德府志》也十分明白地記載說:“壺頭山,縣西二百里辰州界。”《漢書》云:以山與東海方壺相似,故名。馬援軍度處有嵩梁山,山有石開處數(shù)十丈其上,名曰天門,援戰(zhàn)壺頭不利即此也。上述記載證明了兩件鮮為人知的史實:一是證明馬援所征壺頭山即嵩梁山;二是證明早在馬援征壺頭山之前即有了高達(dá)數(shù)十丈的“天門”,但當(dāng)時并不叫天門山。而《永定縣志·山川志》則明確指出:“天門山……舊稱嵩梁山,又名壺頭山。”《衛(wèi)志》云:“壺頭即天門。漢《馬援傳注》:引山在辰州沅陵縣東?!段淞辍吩唬荷筋^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故名。”唐房玄齡《晉書·地理志》亦云:“充縣嵩梁山裂。今天門山壺頭峰,南踞沅陵,北瞰大庸,云瀘溪縣西四百余里,則當(dāng)日伏波聽歌武溪,非瀘溪縣之武溪。”《永定縣志·山川志》載“武溪,出瀘溪,經(jīng)大庸城西。馬伏波所歌武溪深者是也。”
  上述記述告知:壺頭山與嵩梁山、天門山有因果關(guān)系;《晉書》中“南踞沅陵,北瞰大庸”,是最有說服力的論據(jù)。經(jīng)實地查實,壺頭山南部峽谷,古稱“沅陵峪”,其進(jìn)入大庸界之山埡古名“沅陵埡”,埡下有沅溪注沅陵之深溪,至今以此名呼之。從天門山南之大坪,至沅陵城剛好200里,與《常德府志》所言吻合。大庸解放前,四都坪、沅陵均系沅陵轄地,1953年才劃歸大庸。據(jù)民族史家龍炳文考證,此地先屬充縣,后屬沅陵,再后劃入永定縣即今大庸縣《湘西苗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東漢時,常德(臨沅)為武陵郡治。對于發(fā)生在所轄的充縣,沅陵(辰州)境內(nèi)的馬援、相單程壺頭山之戰(zhàn)不會充耳不聞。后許多史家(包括本書作者)曾親臨沅陵之壺頭山考察,發(fā)現(xiàn)山體小,地勢平緩,其貌不揚(yáng),絕非是“神仙多所游集之地,更非軍事爭奪重地,與《后漢書》、《資治通鑒》所述大徑庭。所謂“穿岸為室”是否就是那個碩大無朋的“天門”也未可知因此,本書認(rèn)為馬援之征壺頭,究竟是在充縣境內(nèi)還是在沅陵,誰誰誰怎么說都不重要,主要是尊重客觀事實,就好比孫斯億破解充城之謎一樣,紙上談兵,你抄我轉(zhuǎn)是不會得到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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