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王”陳渠珍
鳳凰城中，如今與陳渠珍相連的陳跡，只有朝陽宮，又稱陳家祠堂，建于民國四年（1915年），由陳渠珍之兄陳炳、陳開藩發(fā)動族人所建。1923年，時任湘西巡防各軍統(tǒng)領的陳渠珍將其擴建完整，成為陳氏族人聚會和舉行重大互動的場所。早年不設門票制，朝陽宮是開放的。我們常常會吵鬧著闖進去，然后在那寂靜無人的繁花野草里，為一種久遠的歷史氣息所感染，漸漸屏住聲息。一個典型的四合院，兩旁是紅柵欄的游廊，中間是鋪著紅砂石板的石坪，開著月形垂拱門的三間正殿正對著一個戲臺，描金疊彩，畫著《三國演義》中的“古城會”、“三英戰(zhàn)呂布”的典故。偌大的院子空無一人，石坪的泥土縫隙里雜草叢生，一株叫不出聲的葉色微紅的小樹仿佛是一顆偶然吹落的種子在不經意間發(fā)了芽，并在一個春日里，將細嫩的枝葉伸向天空。
我從來沒看過戲臺上唱戲，所以從來沒有聽到鑼鼓絲竹喧天入云。但戲臺上的一幅對聯(lián)卻常常將人的思緒，帶到流光溢彩的舞臺歌榭中，慢慢沉思。對聯(lián)是數尺地方可家可國可天下；千秋人物有賢有愚有神仙。
這個早年軍閥的一切作為，我都是從資料上得知的。但我萬萬想不到的是，我曾和他的后代子孫一起交游過。1978年知青回城，小小的三拱橋突然之間多了很多異鄉(xiāng)人，已經成家立業(yè)無意回到城里去的知識青年們都匯聚到了這個村莊里。剎那間，鄉(xiāng)村多了許多種耕種之外的生活方式，而陳家的鐵匠鋪，便是那種種職業(yè)中，最為吸引人的一種。鐵匠鋪就在我家對面，清晨風箱即呼呼拉起，火苗騰焰，穿著皮圍兜的陳家父親和他的二兒子兩人，便從那火焰中，夾出燒紅的鐵條鐵塊，叮叮當當，火星四濺，打制成鋤頭鏟子的模樣。這陳姓的父親，就是陳渠珍的孫子，和我的父母一樣，都是留下的知青。陳家的女兒和我們一般大，上學放學，曾一起挨過很多本地孩子的拳頭。一場浩劫割斷了歷史，六七歲的孩子對于彼此祖上的一切并不清楚，否則如果知道自己身上流的是一個戎馬一生的“湘西王”的血液，那兩個女孩子一定是不會哭的吧。
朝陽宮
位于古城北西側的西門坡，原名陳家祠堂，民國4年（1915年）由鄉(xiāng)紳陳炳、陳開藩等發(fā)動族人捐資興建。民國12年（1923年）時任湘西巡防軍統(tǒng)領的國民黨中將、鳳凰籍人陳渠珍又率眾族人擴建。朝陽宮的大門為紫紅色磚墻門樓，高8米。大門兩旁鐫有對聯(lián)一副：“瑞鳥起蓬蒿翼搏云天高萬里；嘉賓蒞邊隅眼看樓臺總多情”。左右對稱的地推塑山水花鳥浮雕12幅，門樓飛檐翹角，別具特色。若逢節(jié)日去，內邊的戲臺會演出儺堂戲或陽戲、茶燈戲等古老劇種和地方戲曲，胡琴燈影中，別有一番風韻。
“湘西王”的發(fā)跡史
陳渠珍，字仲謀，號玉鍪，鳳凰人。1882年生，16歲入沅水校經堂讀書，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畢業(yè)于長沙軍校，分配在湖南新軍第一標任隊官，曾加入同盟會。1907年與林伯渠的哥哥林修梅投奔川邊大臣趙爾豐。其時英軍入侵西藏，陳渠珍上書《西征計劃》，得協(xié)統(tǒng)鐘穎賞識，被任命為援藏軍一標三營督隊官，隨其入藏。伺候駐防工布，進攻波密，多有戰(zhàn)勛。1911年，武昌起義消息傳到西藏，進藏川軍中哥老會組織積極響應，殺死統(tǒng)帥羅長琦（為“衣”旁而非斜玉旁）（后來羅的后代一直懷疑羅之死與陳渠珍有關）。陳渠珍率部挑選湘黔籍官兵及隨從導游115人東歸。誤進絳通草原，途中糧食斷絕幾乎近七個月，茹毛飲血，最后抵達西安，僅七人生還。陳渠珍在西藏所娶的妻子西原亦一路風雪相隨。到西安后，西原出天花而死，陳渠珍悲痛之下，決意仕宦，于1912年回到湘西，督辦開河工程。田應詔保奏他開河有功，反而因此而被重提羅長琦（同上）被殺一事，被押解送京。后得傅良佐擔保，回湘西在田應詔軍中任副參謀長，主辦軍官訓練團，培植個人勢力。1917年升參謀長，兼任第一梯團團長。護國戰(zhàn)爭發(fā)生，田應詔不理軍務，湘西護國聯(lián)軍第一軍軍長改由陳渠珍擔任。1920年任湘西巡防統(tǒng)領。
陳渠珍主持湘西軍政后，打著“保靖息民”旗號，銳意整軍經武，開辦學校、工廠，刺激商業(yè)，使湘西一度出現辛亥以后最好的局面，就像美國學者金介甫在《沈從文傳》中說的：“使湘西真正做到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理想盛世。”然而陳渠珍的志向似乎只在獨據一方，對內部卻不實行變革，沿襲清代綠營屯田制老例，人民承擔賦稅極重；對外則不思進取，護國之役，出兵最遠不過桃、常。孫中山在廣東謀劃第一次北伐前，曾派代表與陳渠珍聯(lián)系，委以“第一師長”職務，陳渠珍請一次客，送代表兩千元路費，委任狀卻壓在被褥底下毫無作用。這時，國內聯(lián)省自治口號喊得極響，陳渠珍便仿閻錫山在山西做土皇帝的辦法，以“湘西王”自居。
1936年，龍云飛、石維珍、龍云超等人發(fā)動苗民起義，組成湘西民族抗日救國軍。起義軍提出“革屯抗日”、“廢屯歸民”口號，相繼圍攻永綏、鳳凰、保靖等縣。蔣介石從江西急調一個軍的兵力，開進湘西，企圖一面撲滅苗民起義，一面對陳渠珍所部地方勢力進行兼并壓迫，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對外孤立自守的陳渠珍受內外夾攻，被迫下臺。陳渠珍下野后，保顧家齊繼任師長，自己則去長沙擔任四路軍總參議兼省政府委員閑職。
至1938年初，已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張治中，為適應抗戰(zhàn)形勢的發(fā)展，正實施某些行政改革，開始在湘西地方設沅陵行署，由省政府委員輪流主持，陳渠珍被委任為第一屆行署主任。由于近兩年湘西民眾所感到的受蔣介石嫡系軍隊的欺侮、敲榨和壓迫，對陳渠珍重新主持湘西局面抱有某種期待，因此，在陳渠珍抵達沅陵那天，沅陵竟出動了一萬多人，在沅水兩岸歡呼，迎接陳渠珍的歸來。陳渠珍重新回到了他的湘西。
賦閑寫就《艽野塵夢》
沈從文與陳渠珍在生命交錯的那短暫的瞬間，他只見到這個陳姓長官令人嘆服的治軍能力以及長官的自律：每天天不亮即起床，深夜還不睡覺，年近40也不討姨太太。平時極好讀書，以曾國藩、王守仁自許，看書與治事時間幾乎各占一半。
雖然在楠木柜的書香里漸漸地對于歷史有了一種朦朧的意識，在對器物字畫的摩挲中慢慢對于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發(fā)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興味，但沈從文那時并不知道，陳渠珍心中，尚埋著一份悲痛。
1936年冬天，遭內外夾攻下野而賦閑的陳渠珍翻閱出了封存已久的回憶，將1907年進藏以后逃離的一段歷史，以文言寫成了一本小書——《艽野塵夢》（艽，音ji，取《詩·小雅·小明》中“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之意為書名。說書中解“艽”為荒遠之意，但該書的校注者任乃強先生解為草名，即“秦艽”，其葉寬、薄，有白樅紋，微似龍舌蘭。根莖纖維，絞紐如束絲，故曰艽，產于海拔三千米之高原，即康海地方。自古秦中輸出，故曰秦艽。小雅中解“艽野”為青康藏高原）。
1940年，南充任乃強先生從張志遠處得《艽野塵夢》一書后，愛不釋卷，一夜讀完，雞鳴方寢而不覺。但覺其人奇，事奇，文奇，既奇且實，實而復娓娓動人，一切為康藏諸游記之最。任先生稱該書“比之魯濱孫漂流記則真切無虛；較之張騫班超等傳，則翔實有致”。而該書到任手中后，竟然輾轉傳閱，一月之內，已經易手十余人，以至原書已破損不能再讀，而欲借閱此書之人還大有人在，于是任乃強先生便將其加以校注，在《康導月刊》上連載。1999年，西藏人民出版社重印此書，但只印刷了5000冊。我歷盡周折，四處托朋友打聽到西藏出版社發(fā)行處的電話，欣喜發(fā)現竟然還有庫存。聯(lián)系之后將書費寄去，半月后薄薄一本《艽野塵夢》寄到時，已經輾轉月余。
陳渠珍于我有一份極深的隔膜，讀《艽野塵夢》的時候，與他著書時的1936年，更是相隔66年之遙。然而半個世紀過去，依然得以進入他的內心世界，也是緣份。不獨能跟隨他紙上進入西藏，見一切前所未見的西藏之原始風光和種種人情風俗，更是得以見到他在工布、波密戰(zhàn)役中的卓越膽識和勇敢彪悍。之后援藏軍兵變，他率115人逃出，一路經歷之奇、之險，茹毛飲血的種種辛酸艱難處，讀來真是驚心動魄。而其中穿插的他于西藏女子西原的悲劇愛情故事，真是千古曠世情緣，比我isu偶見的任何悲劇愛情小說，都令人更為動容。
曠世情緣遇西原
收復工布之后，陳渠珍得識了貢覺的營官加瓜彭錯。加瓜彭錯向他歷數藏王的虐待，并邀他道自己的府邸做客。在那里，陳渠珍第一次見到了加瓜彭錯的侄女西原。西原那時不過十五六歲年紀，夾雜在一群爛漫的藏族少女中，為客人表演馬上拔竿的精湛馬術。衣袂飄飛中西原連拔五竿的矯健身姿為陳渠珍所久久不能忘，因而向加瓜彭錯極力稱贊。席上加瓜彭錯笑說不如將西原許嫁給他，他以為不過一句笑言，也就漫然答應。不料幾日之后，加瓜彭錯真的將盛裝的西原送來。盛裝之下的西原明眸善睞，風致楚楚，二十余歲的陳渠珍再次跌入到不可自拔的愛戀中，于是迎娶了西原。
后來他率兵進攻波密，西原亦隨其征戰(zhàn)，且在戰(zhàn)場上救回他的性命。再后來武昌起義消息傳至西藏，援藏軍嘩變，陳渠珍率湘黔籍官兵110人逃出，西原亦在其中。臨走之時，西原母親將貴重的珊瑚山一座送給西原，與其灑淚而別。陳渠珍逃出之后，便傳來了加瓜彭錯夫婦死于叛亂之中的消息，西原在失去親人的巨大悲痛中，依然跟隨陳渠珍逃亡出藏。
后來他們被向導喇嘛誤導入絳通草原，食糧殆盡，身體遭到極大摧殘，陳的士兵一度心性大變，欲殺他隨身攜帶的一個藏族隨從為食。西原極力阻擋，并為士兵們獵來野狼，讓他們度過難關。后來境況越來越艱難，西原始終不離陳渠珍左右，一直到七個月后，抵達蘭州，曾經明艷如花的西原，已經形容憔悴不復昨日了。
至蘭州后，陳渠珍與西原兩人又單獨赴西安，一方面借居于一座空宅之內，一邊給家寫信要匯款，以便南歸。匯款最快也要20余天方能寄到，拮據不已的兩人相依為命，寸步不離，變賣了隨身所攜的一切貴重物品，依然難以為計。不得已之下，西原將母親臨行前所贈的珊瑚山拿出變賣。因為珊瑚已在漫長的逃亡途中壓碎，陳渠珍在城中逡巡多日，放從一家古董店換回十二兩銀子。
西原長逝斷肝腸
陳渠珍與西原原以為可以憑借這些銀子度日，等陳家匯款到，即可南歸。不料戰(zhàn)爭期間，音訊阻隔，一直到11月初，匯款依然未見蹤影，兩人再度陷入困窘之中。陳渠珍又變賣了望遠鏡一具，換了六兩銀子。陳渠珍在西安唯一相識的人便是湘西永順人董禹麓。每天他出門辦事，西原都會目送他出門，然后在家中靜靜坐等他歸來。有一天，陳渠珍回來稍遲，西原來開門的時候，滿臉緋紅。原來自他一出門，西原即覺頭痛難忍，但又怕他歸來無人應門，所以一直支撐，坐等他回來。這天夜里，西原便已大病，臥床不起，漸漸已經不能進食。陳渠珍問她想吃什么，自幼生長于草原的西原說想喝牛奶。陳渠珍從外面買了鮮牛奶來，西原卻只吸了幾口，就再也不能繼續(xù)。陳渠珍請醫(yī)生來看，醫(yī)生誤診為中了寒毒，依方剛吃了一劑藥，西原卻現出了天花。告之醫(yī)生，醫(yī)生亦不緊不慢，說另開一劑藥便會好，然而西原病情卻愈加見重。終于一天，西原跟陳說自己夜里做了一個夢，夢見母親用勺子一勺勺地給自己喂糖水，以西藏的風俗，夢見這一情景，必然是要死去的。言畢已經泣不成聲，陳渠珍雖多方安慰，西原始終不能寬懷。這一夜，西原的天花突然現出了黑色，陳渠珍心知已不能救，只能暗中啜泣。至四更天，西原將他喚起，與他泣別說：“西原萬里從君，一直行營相隨，不想竟然病入膏肓，不得不與君中道而別。然而君若有幸能夠得到幫助，脫離此地，我死亦瞑目了。如今算來，家中書信應該不日即到，愿君南歸途中，一路珍重，西原已不能隨行了。”語音一落，西原長吁一聲，溘然長逝。陳渠珍撫尸痛哭，幾乎氣絕。他清醒過來之后，檢點行囊，一共只剩下一千五百文錢，連給西原殮葬都不夠，想至此，悲從心起，又是傷心大哭。
后來他終于想起董禹麓，于是拭了淚打算出門借錢。打開門，東方漸白，天尚未亮，他想起自己這一趟不知如何開口，于是又轉身回來，然而卻看到西原瞑然長睡，不禁痛徹肺腑，大哭一場。天亮后，他終于還是去了董家，董一文不名，但卻立即將族弟寄存在自己那里的三十余輛銀子全給了他，并叫自己家人幫忙料理西原后世。女仆替西原沐浴更衣之后，又請來僧人頌經，中午過后，終于裝殮，下葬于西安城外的雁塔寺。陳渠珍想起西原追隨自己的種種艱難，撫棺大哭。
含淚回到居處，恍然已不見西原身影，只覺滿室清冷，幃簾飄飛，又不禁仰天長哭，淚盡聲嘶。而全書至此，嘎然而止，因為作者“述至此，肝腸寸斷矣。余書亦從此輟筆矣”。
人生如夢情不老
《艽野塵夢》一書，因是文言寫成，且流傳不廣，所以這一段曠世戀情，似乎少有人知。我在閱讀的時候，多少亦有文字障礙，然而讀至卷末，也如作者一樣，肝腸寸斷，淚如雨下。現在簡單將這一段翻譯出來，原著言語之外的種種情感，并不能完全譯出。大約每個人的一生，總有一次蕩氣回腸的愛情，熊希齡與毛彥文，沈從文和張兆和，陳渠珍和西原都是。外人常常只見偉人的英雄業(yè)績，文章風流，甚或連這些都不能見，而只能在他們曾經生活過的地方流連回轉，卻根本就無從觸摸到他們溫柔的內心世界，如何不會覺得恍若隔世呢？
陳渠珍在朝陽宮聽到絲竹裊裊的時候，一定會想到靚裝明眸的西原縱馬在自己身前拔竿而起時的年少嫵媚吧。那時候的他，不知道會不會說被風沙迷了眼，為西原流一場淚？
鳳凰依然綻放的風景——黃永玉
在鳳凰，我沒來得及去黃永玉的古椿書屋和奪翠樓。前者是黃家祖上的產業(yè)，在文廟旁，有一顆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已經需三人合抱的椿樹。后者是黃永玉自己所建的在河邊回龍閣附近的仿古別墅。和神從文故居直至大師逝去前都不姓沈所不同的是，黃永玉是“狡兔四窟”。他在意大利佛羅倫薩有“無數山樓”，在北京有“萬荷堂”，在香港有小居，在鳳凰有“奪翠樓”。所有去過古椿書屋的人都對他的一幅畫有印象，畫上是一白發(fā)老翁與一白發(fā)老嫗，一旁有題字曰：“小屋三間，坐也由我，睡也由我：老婆一個，左看是她，右看是她。”當熊希齡、沈從文和陳渠珍都已經成為歷史的時候，黃永玉是鳳凰依然綻放的風景。據說他回鄉(xiāng)的時候，鳳凰就像過節(jié)一樣，鞭炮鳴放。
鐘愛流浪的“荷癡”
黃永玉甚至比沈從文年紀更小的時候就離開了鳳凰，出外闖蕩，他天生有一種流浪的性格，較之于沈從文的封閉，他更為開放和樂觀，也更為清醒和冷靜。他父母和他自己的故事，沈從文寫在《一個傳奇的本事》里，沈從文的一生，他寫在《這些憂郁的碎屑》中，而他和沈從文的交錯的命運，被他編制在《太陽下的風景里》。他說：“我們那個小小山城不知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們產生奔赴他鄉(xiāng)的獻身的幻想。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既不協(xié)調且充滿凄涼，以致表叔（編者注：沈從文）和我都是在十二三歲的時背著小小的包袱，順著小河，穿過洞庭去‘翻閱另一本大書’的。”在翻閱這本書的時候，沈從文以一顆更為敏感而睿智的心，照見著這個世界的一切，然后將他所有的愛和悲憫，全部化成了文字。而黃永玉把他們變成了圖象，化成了圖畫。我不懂畫，但我知道他被稱為“荷癡”，有八千余幅荷花作品。而且我知道，他的荷花，是在文革中畫起的，討論會上別人戰(zhàn)戰(zhàn)兢兢發(fā)言的時候，他就回家畫荷。他的荷骨格清奇，絕不肥碩艷麗。不過我更喜歡的是我所見到的他的一些小品畫，還有素描。前者充滿諷刺和幽默，后者我見過他的一些鳳凰的素描，因為傾注了愛，所以線條非常細膩，靈氣逼人。
兩代人的漂泊
沈從文和黃永玉，是兩代不同的人，黃永玉說：“從文表叔的許許多多回憶，都像是用花朵裝點過的，充滿了友誼的芬芳。他不像我，我永遠學不像他，我有時用很大的感情去咒罵、去痛恨一些壞蛋。他是非分明、有涇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諒。所以他能寫那么好的小說。我不行，忿怒起來，連稿紙也撕了，扔在地上踐踏也不解氣。但我們都是故鄉(xiāng)水土養(yǎng)大的子弟。”
黃永玉比沈從文漂泊得更多，經歷更為復雜。我一直難以忘卻的一個場面，是黃永玉漂泊到了上海，就在1946年或1947年的樣子，他的木刻作品作為一本詩集的插圖為沈從文所見到，沈從文因此而寫下了《一個傳奇的本事》。那時候兩人尚未見過面，黃永玉買了一份報紙，在傍晚的上海的大馬路上，就著上海的街燈，讀到了這篇文章。“一遍又一遍地讀著，眼淚濕了報紙，熱鬧的街肆中沒有任何過路的人打擾我，誰也不知道這哭著的孩子正讀著他自己的故事。”（《太陽下的風景》）（注：沈從文的這篇文章發(fā)表于1947年3月23日的天津《大公報》）
鳳凰家園的固守者
在如今的鳳凰城里，也許依然有無數漂泊在外地流浪者，不過我并不知道，我在鳳凰城里所見的，更多是固守家園的靜謐和安詳。
石板街上有許多工匠和文人，張桂英的銀坊，熊承早的蠟染，馬蹄聲的工作室……還有許許多多的賣印染和民族工藝的鋪子。一派繁榮的商業(yè)景象。
在街上閑逛的時候闖進了熊承早的蠟染店，藍白的吊腳樓重現著鳳凰的世代繁華。一屋子的作品，每一件都是孤品。熊承早說：“我從不批量生產，我只創(chuàng)作。”我驚訝于他的荷，他的吊腳樓，他的齊白石，我仿佛聽到沱江的流水在藍白兩色中潺潺地響。鳳凰人把自己的家作為展室，就像古椿書屋是開放的一樣，熊承早的蠟染店就是他的家，馬蹄聲的工作室也是他的家。我偶然問了一句，說“熊老師，你今天的成就，是在一番坎坷之后吧？”便被他引為知己，得到他的邀請，在燈火中走進他的家，也是他的蠟染店，在火塘前就著瓜子和清茶，聊起他的一生。這時我才知道，黃永玉是他的舅舅。而他從一個畫電影宣傳畫的職員到最后在蠟染工藝上的自成一家，在很大的程度上，應該說是緣于黃永玉的激勵。
他說他甚至自己在繪畫方面的成就永遠不可能超過黃永玉，所以他選擇了另一條路，就是蠟染。他是如此寬容、溫和而友好，當我回到廣州，沉溺在喧囂的城市燈火的時候，我依然想起那個在火塘邊閑聊的夜晚，會聽到偶爾的鞋跟敲打石板的聲音，聽到他跟我說：“身體是最重要的呀。”
詩畫泛化，漂泊不再
就在這條街上，還有馬蹄聲工作室，書稿攤開在書桌上，而書桌開向石板街。任何過往的人，即便看不到他奮筆疾書，也能看到他攤開的書稿和堆放的書記。他自稱工作室是“新聊齋”，在此與南來北往客擺龍門陣，整理鳳凰掌故，出版自己的作品和書籍。
鳳凰的詩文書畫被泛化在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里，熊承早的蠟染、馬蹄聲的工作室，還有無數的門聯(lián)佳對，以及朝陽宮中懸掛的書畫，每一個場景都是書畫詩文的元素。也許因為這種泛化，在最近的數十年里，我們已經無法看到另一個沈從文或黃永玉的崛起，而只看到繪畫漸漸退化成一種工藝，詩文漸漸退化成龍門陣和掌故。
行走在鳳凰，一方面書香文墨四處飄溢，另一面，沈從文和黃永玉已經漸漸成為神話和歷史，遙不可及。當許多年輕人看到了鳳凰旅游業(yè)的興起，正打算著在家門口守住生意，建一個小小的家庭旅社或是開一個小小茶樓的時候，鳳凰已經不再是黃永玉所說的漂泊時代，兒時開始挽留流浪者的腳步，漂泊的夢想漸漸地變成留守故鄉(xiāng)。沒有了流浪的悲劇意味，鳳凰變得越來越安詳——舟楫不動，波瀾不驚，曾經的掙扎的苦痛，漸漸轉化成固守的甜蜜，或許，這就是我們一直想見到的真正的樂土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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